摘要：多項公開調研資料印證，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態令人擔憂大學。但很少有人真正知道，當一個少年的人生尚未展開，就得學著與精神疾病纏鬥是何種滋味。
本文作者曾在17歲時住進一所精神衛生中心的青少年病區大學。那裡有人自傷，有人用頭撞牆，有人被鎖住了雙手和雙腳。他們吃藥，腦袋陷入滯重，求學的路途也混沌起來——疾病的代價比想象中更殘酷。
如今她正在經歷大三暑假，決心將那些影影綽綽的瞬間寫下來，凝視曾經的痛苦、遺憾與成長大學。
本文系極晝工作室大學生寫作專案作品大學。
文｜二十 編輯｜殷盛琳
小島
車駛過一座短橋，窗外兩側是開闊的水面大學。我們的終點是湖中央一座孤立的小島，僅有一條窄橋與陸地相連。坐車駛過閘機，鐵桿在我們身後落下。
那是2021年12月，我高二，因雙相情感障礙，住進了東莞市精神衛生中心的青少年病區大學。
後來我想，如果不是因為情緒，或者說病情，影響到了我的學習，我是不會主動要求去醫院看病的大學。
小學的時候，我會因為告訴朋友的秘密被外傳，自己躲在房間裡邊哭邊抽自己耳光大學。初中，我開始用指甲剪在手背上剪小口子，用鐵書籤劃開手指關節的皮膚，用很低溫的防曬噴霧貼著手噴直到把那塊肉凍住，或是一層一層把手臂的小塊皮膚摳掉。
在這些時候，沒有人告訴我，我需要看醫生大學。
好在當時我身邊有像姐姐、長輩一樣的朋友，關心照顧著我大學。她們不斷地“沒收”我身邊的危險物品，從美工刀、指甲刀，到鐵質的尺子、書籤。我的一個朋友有一把很漂亮的手作小刀，沒開刃，但她也不敢給我玩。那時候她說，“等你好了我就把這個送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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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我最終也沒有收到大學。因為不久後，我就因為一次情緒崩潰離校了。
當時剛上高中，有天晚修下課，我和一個同學留下來做遺留的數學作業，她反覆哼著一句歌詞大學。我說，就只記得一句歌詞的感覺真的很煩對吧，怕她誤會，我就緊接著解釋了一句，“我不是說你很煩，我是說……”
我話還沒說完，她就隨意地回道：“沒關係呀反正之前也有很多人跟我說你”大學。
可能是當時的學習壓力，帶著之前的情緒，一下子決堤大學。第二天早上我就回家了。
我們輾轉託熟人排隊，耗費許久才掛上廣州中山三院精神科稀缺的專家號大學。診室在醫院深處，一個單獨的走廊盡頭，門口擠滿了等待就診的人。那些還沒有排到時間的患者拿著測評卷，各自找角落勾畫選項。因為怕過號，每個患者都提前半天甚至一天就坐在外面連廊裡等著。旁邊的花園裡不時有野貓出沒，喵喵地叫著。
我們等了一天，填了三四張測評表，面診了幾分鐘，開了一袋子藥大學。“先吃著，一個月後來複查”，醫生說。
絕大多數精神類藥物的臨床試驗都是在成年人身上做的，專門針對青少年的藥物非常少大學。目前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准用於治療兒童青少年重度抑鬱障礙的藥物只有兩種：氟西汀（6歲以上可用）、和艾司西酞普蘭（12歲以上可用）。
而我當時吃的那些藥，沒有人告訴我，它們是否適合一個17歲的孩子大學。
藥物在我身體裡發生著作用，讓我成為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大學。
上午還是下午？不知道大學。今天吃沒吃飯？記不清了。我整個人像踩在棉花上，搖搖晃晃，眼看什麼都是重影。同桌喊我名字，我要反應好一會兒才能轉過頭。老師在講臺上講課，我看著她，她卻說“你怎麼上課睡覺”。聲音像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我就這麼渾渾噩噩地在教室裡坐著，一天，又一天。
我的藥吃著，情況卻越來越糟大學。我開始偶爾大量吞藥。後來有一次倒在客廳被舅舅發現了，半夜去醫院洗胃。
2021年的年底，醫生說，住院吧大學。我就住進了東莞精神衛生中心的青少年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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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世界
我以為醫院會是一個真空地帶，可以讓人離開成績，也離開那些若有似無的壓力大學。
2020年夏天，我考入全市最好的私立中學最好的兩個精英班之一大學。能進入這裡，意味著中考超過了絕大部分同學，能獲得更好的教育資源。
高一上半學期有分班考試，如果成功留在精英班，沒有被分流出去，就意味著不出意外一定是重本，也有足夠的可能性衝擊清北大學。
在上一年的高考中，這所學校有22個清北生，全部來自精英班大學。
在這所學校裡，精英班理應擁有特權——例如中午會提早放學幾分鐘，為了讓他們能不用在飯堂排隊大學。相應的，他們在吃完飯後回到教室自習的時間也更長。同時，“精英班”的角色會帶來隱性的優待。例如其他學生的誇讚、敬佩、更多的理解等。精英班的學習更辛苦，要求也更嚴苛，但我有時候覺得，這種“辛苦”也是一種特權。這意味著我的能力更強、可塑性更強，更被認可，也更被寄予厚望。
剛進去的時候，我成績很好，還擔任了副班長，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大學。開始吃藥之後，所有的一切都在漸漸崩塌，高一上學期的分班考，我的成績落在精英班的下一檔，成為文科班為數不多沒有留在精英班的同學。
湖中央的小島是另一套遊戲規則了大學。住下後，護士偶爾會拿著金屬探測器來查房，檢查是否有違禁的危險物品。
快遞可以買，但是全部要送到護士站拆開檢查大學。玻璃瓶是違禁品，罐頭是違禁品，所有可以變成銳器的都是違禁品。我買了一瓶海鴨蛋鹹蛋黃醬，因為是玻璃瓶，被扣下了。
之後的一個月，每次吃飯想加醬，我都要端著飯盒跑到護士站，當著護士的面挖一勺大學。
有個女孩教我怎麼藏刀片：把刀片拆下來，夾在平板的保護殼裡大學。護士來查房的時候，就把平板拿在手上玩。她帶著點得意地說，“我從來沒被發現過。”
我理解她大學。在這個地方，能自己掌控一點什麼，太重要了。
剛住院的時候我住雙人病房大學。說是雙人病房，其實住四個人：兩個病人，加上各自的家屬陪護（我當時的陪護是舅舅）。我的室友是一個比我大三四歲的姐姐，聽她的陪護說是大學生。
她的病會突然發作大學。毫無徵兆地開始大喊大叫，瘋狂掙扎，用頭撞牆，力氣大到幾個護士都按不住。她們把她綁在床上，手腕和腳踝都固定住，然後吊一瓶藥。沒多久，她就會慢慢安靜下來，然後沉沉地睡過去，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她也有清醒的時候大學。有一次我在走廊“放風”，坐在牆邊的凳子上打音遊。她慢慢走過來，站在我旁邊看了很久，然後輕輕地說：“啊，你也玩這個。”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她用正常的語氣說話大學。
沒過多久我轉到了單人病房，很漂亮大學。雖然只隔了幾個房間，但是之後的日子裡，我再也沒有見過她。
在那裡，治療或者檢查就是，會用腦迴圈功能障礙治療儀貼電極片在耳朵後面電擊；躺在一個床上用重複經顱磁刺激儀“打頭”；會到另一棟樓戴一個腦電髮帶，幾個人一起，做冥想，監測資料；抽血、剪掉一塊頭髮，在頭皮上塗東西，做檢測；還有一些其他的測試，比如讓我記憶幾個詞之類的認知測試大學。
不做治療的時候，我大部分時間在房間窩著看電影，但時間長了，還是能知道島上住著各種各樣的孩子大學。
有一個初一的男孩，個子不高，說話老氣橫秋的大學。我們一起做過一次沙盤治療，醫生讓每個人拿三個物體代表自己。他拿了一個煙盒模型，一個警察局的門框，還有一個樂高小人。他抽菸，一個初一的男生，提起抽菸的時候語氣熟練。他講他家裡的事情，講他爸媽離婚，講他跟著奶奶長大，講述的時候特別隨意，我感覺有點強裝的老成。我當時坐在旁邊在想，我講起自己的事情的時候，神態是不是也是這樣。
還有一個黑黑壯壯的寸頭男生，我只有在醫生們帶他去做檢查的時候才能看到大學。他的雙手雙腳都被鎖住了，眼睛是空的，根本不看人。
住院一個多月後，我出院了，沒有和任何人告別大學。其實不能說是出院，我只是離開了那裡。
我的主治醫師後來說：“我們說的治癒，是臨床治癒大學。比如一個抑鬱症病人，規範治療後兩年沒有復發，我們就說臨床治癒了。但這不代表永遠不會復發，只是這一次發作恢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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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家庭教育課堂的家長們
出院之後，一切並沒有什麼不同大學。
文理分班後，我分流了出去大學。我已經回不到初中那種很努力去學習的狀態。我沒有力氣，只能躺在那裡，看著我的目標越來越遠。
我的成績，由七百多分快速地跌落到只有三四百分大學。我對時間、空間、記憶、數字、語言的感知越來越混亂。但我的腦子從來沒有發出過“可能考不上大學”的警告，它甚至還停留在“努力一下考清北”的可笑的時間裡。我幾乎也沒有學習了。
我的父母倒是為了我，做了許多改變大學。我需要頻繁請假後，在學校旁邊租了一間複式公寓，把家裡的兩隻貓接了過來，半夜睡不著的時候，就走到小貓的房間，蹲在地上摸它們。爸爸在樓下睡。
後來我才知道，那些日子他整宿整宿不敢閉眼大學。聽著樓上我的腳步聲，我的動靜，只要我一晚上沒有聲音，他就爬起來看。妹妹還要正常上學，媽媽在家照顧她，爸爸兩邊跑。好好的一個家，就這麼被拆成了兩半。
高二的一次家長會，學校邀請了東莞市六中的黃海燕老師來我們校區做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講座大學。那天我爸坐在臺下。家長會回來，他和我媽媽聯絡到了黃老師，報名了她說的家庭教育課程。
我媽開始天天去上課大學。每天早上出去，晚上回來，抱著厚厚的筆記。很多次她上完課回來，進門就抱著我哭。她哭著說，她以前不知道，她做得不好。
剛開始的時候，爸爸媽媽也會覺得抑鬱是閒出來的、是自己給自己的定義，會說讓我多出門多走走，開心一點大學。後來刀子劃在手上，他們也感覺到了切身的痛苦，抱著我流淚。我有時候想，要是所有的煩惱能像眼淚一樣流出去就好了。
再後來，爸爸不再說“發生什麼了，你到底因為什麼不開心”，他開始說“不高興的話哭一哭也是可以的，你有什麼想說的可以隨時跟我聊聊”大學。媽媽也不再看著我的傷口哭，讓我不要傷害自己，她說“媽媽在”。
吃飯的時候，話題不再圍繞著我當時的表情，是不是生氣，是不是煩躁，是不是又有什麼事情發生大學。我們聊今天誰給貓鏟屎，聊他們今天看到了什麼，輪流欣賞我們家裡的每一個人，聊很多很多沒用的廢話。再後來，我開始分享我的感受，主動聊起那些過去的事情，我們也開始直接表達愛。
爸爸和媽媽開始去做心理諮詢，開始面對和療愈他們自己原生家庭的問題大學。我在治病，他們也在治病。在我看來，幾乎所有的正向作用都是我爸爸媽媽的改變帶來的。
心理教育和家庭教育正在成為新的風口，越來越多的父母走進課堂大學。
陳雅婷就是其中之一大學。她的女兒曾是她全部的焦慮來源。那個女孩從一年級被老師投訴到六年級，在學校被孤立到出現軀體化反應，裝病請假。這也成了陳雅婷的心病，“六年我的神經一直繃著，老師一打電話我就緊張，”陳雅婷說，“我滿腦子都是：為什麼我的孩子會變成這樣？”
有一回，她和我媽媽在咖啡館聊到十二點，她覺得那是她人生的轉折點大學。不是因為找到了“治好女兒”的方法，而是她第一次意識到：這麼多年，她一直盯著孩子的問題，從來沒有看過自己。
她取消了那週週六心理門診的預約號，走進了家庭教育的課堂大學。她發現自己開始變化，她學會了覺察自己的情緒，學會了不再把所有的焦慮都投射到孩子身上。因為常年焦慮，她的月經不調了整整一年，看中醫都沒調好，但在她的焦慮逐步減輕的半年內，身體就正常了。
“說是為了孩子，其實是為了我自己，”陳雅婷說，“孩子只是一個契機，讓我看見我自己的焦慮、我的完美主義、我的控制慾大學。孩子就是家長的影印件，我自己好了，孩子自然就好了。”
但她也見過太多走進課堂後效果寥寥的父母大學。很多人學了很多年，孩子還是沒有回到學校，因為他們自始至終，所有的關注點都在孩子身上：“我學了這麼多，你怎麼還不變好？”“我都改變了，你怎麼還不去上學？”
“他們從來沒有真正看過自己，”陳雅婷對我說著，閉上眼睛搖搖頭，嘆了口氣，“你自己狀態好了，孩子感受不到壓力了，才會願意改變大學。你越想改變他，他越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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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去探尋過這個疾病在更廣群體裡的一些狀況大學。
據英國雜誌《柳葉刀》2026年5月21日刊載的研究報告顯示，從1990年到2023年，全球範圍內有近12億人患有精神障礙，相較1990年人數增長了95.5%，12種精神障礙的患者人數都有增加大學。
研究人員發現，15歲到19歲的青少年，已經首次成為因精神障礙失能的主要人群大學。而在過去，這一群體以中年患者為主。
精神疾病的發病年齡，正在前所未有地年輕化大學。
在中國，這個趨勢同樣明顯大學。《心理健康藍皮書：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23-2024）》顯示，我國青少年抑鬱檢出率為15%～25%。
關於發病率，淄博市桓臺縣人民醫院精神科張寶忠醫生糾正了一個常見的誤區：“很多報道說20%多，那是抑鬱情緒或焦慮情緒的發生率，真正的抑鬱症發病率沒有那麼高大學。國內權威的流行病學調查，6-17歲抑鬱症的發病率大約是2%，12歲以下更少，12-17歲更多。”
但即使是這個比例，乘以龐大的人口基數，也是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大學。
原因是什麼大學？張寶忠分析：
“生物學因素還是基礎，很多病人有家族史，和遺傳、個性人格有關大學。但這幾年環境因素的影響非常大——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的教育體制。學生過度內卷，初中生做作業做到10點、11點，孩子根本沒有童年。”
還有家長的焦慮：望子成龍、攀比，別人的孩子都上輔導班，自己的孩子不上就好像落後了大學。
他接診過的最小患者只有三四歲大學。那個孩子出現幻覺，極度緊張恐懼，必須靠藥物才能控制症狀。“服藥之後他才穩定，恐懼才能減少，保持相對正常的生活。”張寶忠說，這個孩子至今還在服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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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跡
從小到大，我總想要成為在當前的群體裡比較優秀的人大學。
初中我聽到班主任罵另一個男生，很直接地大聲說，像你這種人，無論你考多少分，我都不會喜歡你的大學。我很為他難過，我覺得我也是不被老師認可的學生。我所能做的只是不斷地出示我很乖很聽話、我很努力很優秀的證據，期待老師下次能對我態度好一些。
我也遭遇過女生小團體的孤立大學。這種邊緣化其實也是一種動力。我當時想，我要比所有不喜歡我的人，成績都要好。
但實際上，上高中之前，我並未經歷過“人生的大起大落”，我和我的父母一樣，都為此感到困惑：“怎麼啥事兒沒有，人就突然抑鬱了？”在成長的過程中，我也看到越來越多這樣的孩子，這樣的家長，這樣的家庭大學。
初中的時候，在一個優績主義敘事裡，我是向上走的，不斷找到更優秀的可能性大學。高中生病了，我就會慢慢給自己找藉口放鬆，覺得沒必要爭最好的那一個，沒必要去爭比較好的那一些，沒必要去爭。到後面，發展成，我今天想休息，我今天想躺在床上玩手機，想點外賣，變得越來越糟糕。
高中時，我重新拾起了小時候寫日記的習慣大學。那段時間的日記，現在翻開來看，都是字面上的痛苦，和字裡行間的無措。
“好痛大學。”“胃痛。”“今天又頭疼。”“睜不開眼睛。”“難受。”“好累。”
我也常想起高中時遇到的一些人大學。比如高中社團志願者部一個胖胖的學姐，個子不高，但學過戲曲，還會配音。在一個晚會彩排現場，我偶然看到了她手腕上橫七豎八的傷疤，“美工刀劃的”，她還開玩笑似的跟我傳授經驗，覺得刮眉刀比較好用。
高一班上，一個成績挺好、性格也很溫和的男生，會在上課的時候拿圓規的尖針扎自己的手臂大學。抬手，戳，再抬手，再戳，眼睛也不看，手上冒出幾個血珠，他又去做題去了。
也有拿訂書釘往手上釘的，拔頭髮的，不過還是抽自己巴掌的比較多大學。
後來，這些同學也都考上了很不錯的大學大學。我也順利從那所學校畢業。
在大學，除了課堂之外的時間，我會看書，寫作業，或者去健身房，也有參與社團辯論社大學。我們會一起準備題目，一起討論自身。比如之前打過有關原生家庭的辯題，我們就會花一整個晚上的時間，聊到凌晨兩三點鐘，去探討每個人的故事。
我現在比高中時候的心理狀態更健康了一些大學。我已經停藥，但手臂上的傷口不受控制地繼續生長著。
傷害自己一點兒都不好玩，也一點都不酷大學。
有時候看著那段時間留下的傷口大學，我會想著高中那天，同學如果沒有跟我說那一句話，我是不是就能夠順利地度過那一天？就不會去醫院，不會請假，不會有這麼多的事情影響到我，最後我會像同學們一樣，考入一個我本來可以考去的學校？
我有時候甚至還會懷念過去——我寧可犧牲掉一些我的精神狀態，我也想要成為那種一直優秀下去的人大學。
那樣的未來確實沒有來，但就像羅伯特.澤塔勒在《大雪將至》的書裡所寫的那樣，這些一個又一個的傷口構成了我，而它們也終將會長好結痂，就像生命裡的其他事情那樣大學。
我也期待著更多的人，能夠避免那些本不用出現的傷痕大學。
（注大學：文中陳雅婷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