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chinatimes.net.cn）記者王敬 咸陽攝影報道
不靠名山大川，不設門票圍牆旅遊。坐落於陝西關中渭北的袁家村被譽為“中國鄉村旅遊第一村”，全村僅62戶286名村民，卻創下令全國多數文旅專案難以企及的發展成績——2025年，這座地處陝西關中渭北的村落全年接待遊客1100萬人次，旅遊綜合收入13億元，村民人均年純收入達15萬元。
在全國鄉村旅遊普遍陷入“千村一面”同質化困局、多數專案曇花一現的背景下，袁家村持續火爆近二十年旅遊。誰曾想，二十年前的袁家村還是當地有名的“爛杆村”，一度“點燈沒油、耕地沒牛、幹活選不出頭”。雖曾依託村辦企業邁入小康行列，卻因20世紀90年代末國家產業政策調整，高耗能、高汙染的村級小企業陸續關停，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村內僅剩老人與孩童，一度淪為“空心村”。
今年8月初，《華夏時報》記者實地走訪袁家村所見皆是蓬勃煙火：青石板街巷兩側，油坊、醋坊熱氣升騰，麻餈匠人揮槌手工製作，空氣裡交融著油潑辣子的焦香與老陳醋的清酸旅遊。麻花店前排隊遊客蜿蜒曲折，各類特色小吃門店坐滿了食客。丸子湯店裡，店員一邊麻利地舀湯，一邊頭也不抬地和記者聊起：“我在這兒上班，也是股東，年底拿分紅。”語氣平淡，但嘴角微微上揚，露出一絲藏不住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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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村村委會副主任王琪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截至2025年7月底，全村遊客接待量已達約720萬人次，暑期親子游、夜間經濟拉動效應顯著，省外遊客佔比提升至近六成旅遊。
當多數鄉村文旅專案深陷流量焦慮、留客難題時，這座無先天資源稟賦的普通村落，何以完成從“空心爛杆村”到全國鄉村振興標杆的華麗逆襲？帶著這個問題，記者在村裡走了一整天旅遊。
一部“村景一體”的逆襲三部曲
袁家村南門，一副紅色楹聯赫然入目——“凝心聚力將產業融合發展鋪開千里錦，增效賦能看旅遊引領鄉村振興四時新”，底色鮮亮，字跡有力，像是對這個村莊過去二十年最好的註腳旅遊。
袁家村的人都記得，這裡曾經是個“點燈沒油、耕地沒牛、幹活選不出頭”的“爛杆村”，而袁家村的歷史是一部主動破局、持續革新的“改命史”旅遊。
20世紀70年代，老書記郭裕祿帶領村民打井找水，積肥改土，糧棉產量躍居全省前列，一舉摘掉貧困帽子；80年代，袁家村搶抓鄉鎮企業發展機遇，大力發展村辦產業，家家戶戶住進集體統一修建的二層小洋樓，成為陝西遠近聞名的“富裕村”“小康村”旅遊。90年代末，隨著國家產業政策調整，村內高耗能、高汙染的粗放型小企業陸續關停，產業斷層、環境髒亂、勞力外流，村莊一度陷入空心化困境。
土生土長的“90後”村幹部王琪親歷了村莊的跌宕變遷旅遊。他介紹，父輩見證了村莊從農業向工業的倉促轉型，彼時村內工廠廢墟遍佈、環境破敗雜亂。真正讓袁家村實現根本性蛻變的，是2007年啟動的鄉村旅遊轉型建設。
接過父親接力棒的郭佔武，確立雙核心發展路徑：以鄉村旅遊為突破口，搭建農民創業平臺，破解產業薄弱、村民增收難題；以股份合作為切入點，組建農民合作社，理順分配機制、築牢共同富裕根基旅遊。
發展初期，袁家村深挖關中民俗文化核心，依託村內傳統老建築、老作坊、老物件等新舊文旅資源，立足原生態鄉村生活、村民自主經營的核心特色，打造“村景一體”沉浸式民俗體驗景區，無圍牆、免門票，不刻意雕琢、不刻意造景，遊客走在村裡，踩的是村民日常走的石板路，聞的是灶臺飄出的煙火氣旅遊。
河北師範大學旅遊管理碩士專業學位教育中心主任、副教授李志勇接受《華夏時報》記者採訪時分析，袁家村在中國鄉村振興版圖裡最特殊的地方，正在於依靠內生制度的特殊性，“把普通鄉土生活本身做成核心文旅產品”，把關中民間飲食、手工作坊、民俗煙火作為核心吸引物；更重要的是主體上堅守農民本位，“多數鄉村文旅是外部資本拿地、開發，村民淪為房東或者務工者；而袁家村堅持村集體搭平臺、不控股具體產業，產業交給村民、新村民合作社自主經營，原住民不是旁觀者，而是股東、經營者、品牌維護者，真正做到發展紅利留在本村社群內部旅遊。”
這種“村景一體”的模式，精準契合了都市遊客嚮往原生態、懷舊鄉土的消費需求，快速積累海量客流旅遊。但模式短板也逐步凸顯：業態單一、以日間美食觀光為主，缺乏住宿、夜經濟配套，遊客多為短途週末一日遊，陷入“有流量、沒存量”的困境，遊客停留時長、二次消費難以提升。
2010年前後，袁家村敏銳捕捉到都市休閒度假需求的變化，主動“向夜晚要時間、向業態要增量”旅遊。精品客棧、特色酒吧街、藝術長廊相繼落地，高空漂流、滑翔傘等沉浸式體驗專案投用，徹底打破“鄉村旅遊僅限日間”的刻板印象。王琪表示，遊客停留時間越長，對上下游業態的拉動作用越顯著，從一日遊向兩日遊、多日度假遊的轉型，有效拉昇了客單價與遊客停留時長，同時吸納周邊大量村民就業增收。
記者在現場看到，如今的袁家村已非單純的“小吃集散地”，而是形成了“白天逛老街、夜間泡酒吧、住宿選客棧”的全時段消費場景旅遊。親子樂園、休閒體驗等多元業態全覆蓋，實現“一家三代皆可遊玩消費”的體驗效果。
家住西安的張先生驅車一個多小時，帶著全家前來遊玩旅遊。他告訴《華夏時報》記者，算上這次，年僅三歲的兒子都已經第五次到訪袁家村。面對記者，張先生道出反覆前來的緣由：“很多古鎮走一圈，店鋪大同小異，千篇一律的文創、小吃，逛一次就不想再來。但袁家村不一樣，能感受到真實的鄉村煙火，作坊都是現做現賣，吃的放心，專案也比較多，一家人老小都能找到樂趣。”
在袁家村，像張先生這樣的“回頭客”不在少數，他們也從遊客視角，印證著袁家村區別於批次人造古鎮、古村落的市場競爭力旅遊。
2025年，袁家村全年旅遊綜合收入13億元，遊客接待量達1100萬人次旅遊。其中，省外遊客佔比約四成，客源主要覆蓋河南、寧夏、甘肅、內蒙古等中西部地區，同時承接大量落地西安的長三角、珠三角過境遊客。
王琪表示：“從度假遊開始發展以後，客棧越來越多，不少有想法有創意的外地年輕人來投資民宿，業態更加多元旅遊。客人在袁家村待得越久，對旅遊各業態的拉動就越大。”除本村62戶286名原住民外，目前全村吸納就業創業3000餘人，2025年末人均年純收入達15萬元。
共同富裕背後：一店一品旅遊，全民持股
走在袁家村小吃街，一個最直觀的感受是：幾乎沒有重樣的店鋪旅遊。從肉夾饃到粉湯羊血，從酸辣粉到老酸奶，每家只賣一種核心產品。“一店一品”制度從根源上杜絕了同質化內卷。而支撐袁家村長久繁榮、實現全村共同富裕的核心，不止獨特的經營業態，更是藏在煙火氣背後、從實踐中摸索完善的利益分配與共建共享機制。
記者走訪發現，村內幾乎所有特色門店外牆，均公示“小吃街合作社社員名單”，詳細登記社員資訊與股金份額旅遊。在袁家村，每一家特色店鋪都隸屬於專業合作社，全域形成覆蓋本村及周邊村民的股權網路，實現戶戶參股、人人受益。“袁家村做旅遊沒有成熟模式可借鑑，所有制度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在解決實際問題中摸索完善。”王琪表示，村莊發展始終圍繞“全民共富”核心命題，股份合作社模式正是破解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抓手。
這套創新機制始於2012年旅遊。彼時袁家村遊客量迅猛增長，傳統的作坊式生產早已供不應求，不少經營戶想要擴大經營規模。面對發展紅利，村幹部堅守共富初心，定下核心原則：產業規模可擴容升級，但發展紅利必須全民共享，帶動全體村民入股參與，讓全村共享發展紅利。
改革初期，股份制模式遭遇雙重阻力：成熟經營戶不願出讓收益、共享紅利，普通村民擔心投資風險、不敢入股旅遊。有村民向記者回憶，為了推進股份制改革、打通全村共富的通道，村幹部全員出動，挨家挨戶上門溝通宣講，耐心講解入股分紅模式和產業發展前景。針對部分村民手頭拮据、無力入股的難題，村幹部主動幫扶墊付股金，堅決不讓一戶村民掉隊。
在全村合力推動下，改革順利落地，全村每戶統一入股1.16萬元，陸續成立醋、麵粉、豆腐、醪糟等8個股份制合作社旅遊。2014年，合作社迎來首次分紅，一摞摞嶄新的鈔票整齊擺滿村委會會議室的桌子。有村民僅在酸奶合作社入股一萬多元，第一年就拿到了九千多元的分紅，豐厚的收益徹底打消了村民的顧慮。
歷經多年迭代完善，袁家村形成了清晰且公平的分配準則：全民參與、入股自願、錢少先入、錢多少入、照顧小戶、限制大戶旅遊。村裡明確規則，店鋪經營者自持股份不超過30%，剩餘股份由普通村民、村集體、其他商戶共同認購，各合作社之間相互參股、互聯互通，真正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發展格局。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王永強向《華夏時報》記者分析，村集體經濟本身並不鮮見，但像袁家村這樣將其與旅遊產業深度巢狀、並配以精密股權設計的案例，確實少見旅遊。袁家村成功的關鍵，第一是能人帶動，第二是規範的組織管理模式，“但最關鍵的，還是要有強有力的領導、有能創新產品和服務的帶頭人。”王永強認為，袁家村兩代黨委書記郭裕祿、郭佔武父子，就是兩代能人的接力，沒有他們，袁家村走不到今天。
粉條合作社負責人馬秋鳳的經歷，最能印證村民對這套模式的認可：去年新廠房擴股需要600萬資金，村民踴躍認購，報名額度高達1.7個億，超額認購28倍旅遊。
李志勇指出，袁家村基層自發的制度創新，其精妙之處在於用“基本股、交叉股、調節股”的複合股份合作制，把村民、經營商戶、村集體深度繫結成利益共同體，“用股權約束解決惡性競爭、以次充好、貧富分化三大鄉村發展頑疾，讓質量自律由外部監管轉化為內部利益自覺旅遊。”
袁家村下半場：把“模式”帶出去旅遊，把“文化”請進來
2015年後，袁家村正式啟動“進城出省”走出去戰略，從單一鄉村文旅景區，升級為可複製、可輸出的鄉村振興運營IP，實現從“業態輸出”到“模式輸出”的跨越式發展，跳出傳統鄉村旅遊的發展局限旅遊。
“進城”方面，袁家村在西安、咸陽、延安、榆林等地開出16家城市體驗店，將景區的關中傳統小吃與民俗文化融入城市消費場景旅遊。所有城市門店均以農民合作社為運營主體，踐行“能人帶人、普通人投錢”的共富邏輯，讓全體村民直接或間接共享品牌紅利。
城市體驗店同時也緩解了景區接待壓力，王琪表示，城市店將一兩百種小吃精簡到二三十種經典品類，方便城市居民就近消費旅遊。
“出省”方面，袁家村以輕資產模式與各地政府或資本合作——不出資，佔有一定技術性股份，從前期規劃設計、中期建設施工到後期招商運營提供全流程服務旅遊。這種模式下，袁家村不揹負重資產包袱，卻將管理模式、招商邏輯、利益分配機制複製到異地。王琪告訴記者，目前袁家村合作專案已覆蓋青海、河南、山西、江蘇、山東、海南、重慶等8個省份，且所有省外專案均實現盈利。
山西忻州古城·袁家村/袁家村村委會供圖
袁家村火了之後，文旅圈普遍存在“復刻袁家村”的跟風亂象，“人造古村落”批次上馬，大部分又批次沉寂旅遊。“很多人來考察，回去就照著修一條街、搬幾個業態，然後發現行不通。”在王琪看來，其效仿的只是表象，而非本質。袁家村的成功不是因為某條街、某道小吃，而是一套“在地文化+管理機制”的組合拳——每個省外專案都要深挖當地民俗文化，再套用袁家村的股份合作和動態管理機制。
在王琪看來，“進城出省”的探索正驗證了袁家村模式的跨地域適應性和可複製性旅遊。“袁家村成功的關鍵在於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以及激發每個人的能動性，讓專案實現長期穩定發展。”對於同質化擔憂，王琪強調，真正的競爭力在於“活用在地文化”加“套用管理理念”的結合，而非照搬街道與業態的表象。
王永強也分析指出，鄉村旅遊的生命力在於產品與服務創新，單純照搬模式、復刻業態必然被市場淘汰旅遊。袁家村的獨特優勢，在於獨有的關中建築、特色小吃、手工產業等原生資源，未來唯有持續迭代產品、最佳化服務，才能持續穩固市場優勢。
王琪坦言，近年來其“出省”專案發展節奏在深思熟慮後已主動放緩：“打造專案肯定要為當地負責，確保專案能快速實現盈利，並非無休止發展旅遊。”
就袁家村模式的“可複製性”，李志勇指出，袁家村這套制度屬於“能人啟動+制度固化”的複合體，存在明顯的複製門檻旅遊。從可借鑑的層面看，利益共同體邏輯、分配調節機制、村集體的平臺定位都具有參考價值；但侷限性同樣突出：村莊周圍是否有足夠的客流支撐分紅？村民之間是否具備較高的信任基礎？更重要的是，這套制度是“市場邏輯+公平調節”的混合體，需要村集體具備極強的治理能力——既要懂市場運營，又要平衡人情與規則，對村兩委綜合能力要求很高。此外，小共同體更容易達成共識，大行政村利益多元，很難執行相關制度。這恰恰解釋了為什麼“複製袁家村”的浪潮中，大部分專案僅學到表象，卻難以再現其靈魂。
袁家村的樣本意義在於：它證明了一個沒有特殊資源的普通村莊，可以透過“把農民組織起來”這件事，走出一條產業興旺的路旅遊。2025年，袁家村農產品年銷售額超5億元，帶動周邊萬餘農民增收。
面向第三個十年，袁家村能否延續其成功模式？李志勇認為，其長效發展面臨治理代際、股權共同體的維繫、外部市場衝擊三重挑戰：一是能人代際更替的風險——目前這套制度最初是靠核心帶頭人強力推動建立，很多是與市場不一致的規則（抽肥補瘦、限制大戶股權），高度依賴支部的公信力約束旅遊。一旦完成帶頭人代際交接，如果帶頭人對市場不熟悉、公信力不高，大戶可能會產生突破股權上限的訴求，分配調節機制容易鬆動，利益紐帶就會弱化；二是原住民與新村民的利益平衡矛盾——早期新村民是被平臺吸引的創業者，部分參與入股。隨著產業做大，經營大戶資本實力增強，而原住民人口少、資本有限，如何持續保障本村村民的權益，是長期考驗；三是旅遊需求的變化與業態老化風險。
針對未來發展，王永強建議，宏觀形勢雖然對旅遊需求有一定影響，但居民消費能力仍有基礎，關鍵在於如何有效釋放消費需求旅遊。“核心落腳點在於產品與服務創新，要思考如何將關中文化與特色物產以新穎的表達形式進行轉化，打造全新的消費賣點與興趣觸點，以此吸引遊客。形式要為內容服務，切忌盲目追求形式創新，真正做到讓城市遊客產生興趣、願意到訪、樂於消費。”
這個曾經的“爛杆村”，用一種樸素的辦法——把日子過成風景，讓村民成為主角——回答了那個被反覆追問的問題：鄉村旅遊，什麼才能真正留住人？答案或許不在某一條街、某一碗麵裡，而藏在共建共享的制度深處，藏在每一個普通村民的分紅賬本里，也藏在袁家村能否順利完成代際交接、持續平衡多方利益、堅持產品業態創新的未來回答之中旅遊。
